星期日, 12月 14, 2008

The sense and sensibility, pride and prejudice in economics

[經濟學的理智與感情、傲慢與偏見]

誰說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Dan Ariely,台北﹕天下遠見,2008
經濟自然學》(The Economic Naturalist),Robert H. Frank,台北﹕大塊文化,2008

兩本書一起介紹,原因倒不是因為都講經濟,兩本書的取向其實略有不同,中文書商拿後者跟《蘋果橘子經濟學》扯上關係,其實也有點無厘頭(我覺得前者更像《蘋果橘子經濟學》)。
只是因為我在兩本書中,都看到「理智」的經濟學如何跟「感情」扯上關係,和看到傳統經濟學的「傲慢」與「偏見」。

無論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傳統經濟學的捧場客,大多強調自由經濟的優點已被(學理或歷史)證明。所以只要高舉自由經濟的旗幟,就可以把世人帶到更好的世界,而當中的犧牲(尤其貧富懸殊)都是值得的。

當然,自由經濟確有利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對大家都有好處,這不是謊言。問題是,孔子早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世人的苦樂大多是相對而言,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不一定能掩蓋貧富懸殊帶來的痛苦(試想像如果你仍是窮人,但物價因為經濟發展越見漲價)。
更大的問題是,如果傳統經濟學所建基的假設不正確,那麼我們又怎能保證它的結論正確﹖

所謂「市場原教旨」之所以令人厭惡,無非就是因為那種傳統經濟學人的「傲慢與偏見」。
傳統經濟學被嘲笑的其中一點,就是說他們假設了一大堆東西,最後只在模型裡適用。當然這批評有不公平之處,因為我們對人性認識有限,推論自然也有限。問題是「市場原教旨」抱著這些有限的推論當成絕對真理。
我們不需要推翻傳統經濟學,但必須予以重大修正。傳統經濟學是開路先鋒,但我們不需要死抱一些錯誤的假設和不準確的結論。
《蘋果橘子經濟學》的作者列維特如是說﹕
信仰自由市場是一件好事,但當你帶著意識形態從事研究時則是件壞事……當你從事像經濟學一類學科的研究時,帶著意識形態則是危險的……新一代的芝加哥價格理論家不應該像老一代那樣帶著意識形態來看問題……我們手上的工具(既可以研究市場如何有效率)也可以研究市場如何失效……」
趙耀華﹕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明報》2008/10/29
行為經濟學就是對傳統經濟學提出的重要修正。行為經濟學是經濟學心理學的雜交,其開山祖師因此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誰說人是理性的﹗》就記錄了一些作者所作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研究,從中討論我們對人們應該有甚麼期望,和社會架構應該如何適應人性。行為經濟學不見得能取代傳統經濟學,但它肯定為經濟學帶來有用的創見。因為不了解人性的經濟構想,只是閉門造車、向壁虛構。其害處不見得比共產主義少。

不知道自由的局限就聲稱「自由萬歲」、「政府介入違反自由經濟」,就像聲稱「演化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一樣貽笑大方、誤導世人。
要把沒有留意人性的所謂「理性」計算套用到人世間,一定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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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看目錄,就會覺得《誰說人是理性的﹗》值得買。因為作者的問題和實驗都很有趣(而作者的背景也很有趣—當然我這樣說並非缺乏同情心),而且跟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尤其第五章(性興奮的影響),我認為這一章非常有意思,甚至把它抄寫節錄,當成給學生的閱讀材料。不過限於內容,我只給中六中七級的學生閱讀和討論。
其實我更想抄給學生看的,是第十一章「品格的問題(1)—人為何會不誠實﹖有何對策﹖」和第十二章「品格的問題(2)—為何使用現金會讓我們更誠實﹖」,只是篇幅太長,不適合。
(在網上世界,我的印象是人們更不誠實、更容易發洩自己的邪惡念頭。也許是因為匿名性,也可能因為損害是無形的。)
《經濟自然學》的內容沒那麼令人驚奇,但引自生活的種種例子,卻能鍛煉大家的經濟頭腦,對經濟學有更確切的認識。
這種貼近生活的教學手法,亦值得教育界借鑑(尤其數學科﹖)。但我們也要留意,學生交了功課之後,一定要跟他們討論。而且學生亦應該先有基礎知識才去做這種功課。否則就像一般的「專題研習」,學生所得未必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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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或挑骨頭﹕

誰說人是理性的﹗
p.68 「傳統經濟學假設市場的產品價格取決於兩股力量的平衡……這是個簡練精妙的觀念,但是其核心假設是供需兩股力量是獨立的,且兩者共同決定市場價格。本章中所提出的所有實驗結果(以及任意連貫性這個基本觀念),在在都對這些假設提出挑戰。」
就算不論作者提出的挑戰,就是單看「工資」的決定,勞方也明顯不是獨立的,而且資方的決定權通常高於勞方(尤其是沒有集體談判權的時候)。

另一方面,「任意連貫性」(arbitrary coherence)的觀念,亦說明了那個所謂「僱主聯會」提出的不合理薪酬建議,並不如多數論者所言「沒有作用」。(也證明了﹕僱主請人做事,總是有原因的)
p.69 「我的推斷是,如果人們記得漲價之前的價格,而且注意到價格上漲,價格變動就會對需求造成龐大衝擊。」
p.71 「任意連貫性的另一個啟示和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所宣稱的利益有關。自由市場的基本觀念……貿易的互惠立基於一個假設﹕所有市場參與者都知道自己所擁有事物的價值,也清楚他們想要從交易中得到價值多少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的選擇經常受到隨機初始定錨點所影響,一如我們在實驗裡所觀察到的現象,我們所做的選擇和交易就不見得能精確反映出那些產品給我們的真實快樂或效用。……交易未必會為我們帶來好處。」
是為的論。在大減價時買了一大堆沒用物品回家的人應該很容易明白這一點。
p.74 「我們壓根沒想過要買的東西,一旦貼出『免費﹗』標籤,就會散發出致命的吸引力。」
p.90-91 「我們可以運用『免費﹗』訴求,推動社會政策。 想要鼓勵民眾開電動車嗎﹖不要只是降低牌照稅及檢測費,你應該免除這些費用,運用『免費﹗』的力量。同樣地,如果你關心全民健康,希望以早期檢測降低重大 疾病的發生率,或希望民眾定期接受大腸鏡、乳房攝影、膽固醇、糖尿病等檢查,你不應該只是減少檢查費用(減少部分負擔的金額),而是免費提供這些重要檢 查。」
姑勿論以「用者自付」逃避責任的政府有多無恥,他們經常強調「免費」(或低收費)的問題之一,就是濫用。「免費」招致濫用是事實,問題是哪些事不怕被濫用。看門診拿藥可能會被濫用,但如果指定一年一次免費乳房檢查,就沒有「濫用」可言了。

(又﹕正確的名詞似乎應該是「乳房造影」,因為向裸露的女人拍張照,就已經是乳房攝影」了。)
p.94 「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何提議付費會讓大家這樣掃興﹖」
雖然這一章是說義務和社會規範,但我總會想到前一章「免費﹗」的魔力。
p.98 「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人們為了理想、會比為了金錢更加努力工作。例如幾年前,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詢問一些律師是否願意降低收費為貧窮的退休人 士提供服務……但是律師們卻拒絕了。後來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的經理想出一個妙計﹕他詢問律師是否願意為貧窮的退休人士提供免費服務,結果律師們一致表示同 意。」
我想,除了作者提出的原因(「社會規範」、「市場規範」二分)之外。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減費服務會令律師覺得自己的「身價」被拖低。
另外,我不知道專業人士的義務工作,是否可以報稅﹖(就像公司提供產品或服務供慈善用途一樣)如果可以的話,那麼律師願意提供免費而非減費服務,就有合符傳統經濟學的理由。
p.101 「實驗的結果是,得到價值50美分的士力架巧克力棒絲毫沒有讓受試者變得更積極,他們投注的努力和他們得到50美分時所做的努力相同。對於價格明確的禮物,他們的反應和得到現金時的反應完全一樣,禮物不再喚起社會規範,因為一提到價格,禮物就走進市場規範的領域。」
因為兩者之間的分別被「價格」模糊了。
這也再次引證了「送禮要除去價錢標貼」的傳統禮儀。
p.103 「想到金錢,『薪水』小組的成員就變得比較自立自強,比較不願意尋求協助,但是這些受試者也比較不願意幫助他人。」
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理想的對比﹖
有些人很喜歡強調前者(自立自強)的社會政策(=減少福利﹖),但沒想到「不願意幫助他人」是同時出現的後果。(也許他們自己就是人辦﹖)
p.108 「結論是什麼﹖如果你是一家公司,我的建議是,切記不要同時採用社會規範和市場規範。你不能一下子將客戶視為家人,一下子又用缺乏人情味的方式對待他們」
很多香港公司打廣告時都沒留意的事。
p.110-111 「在對待員工方面(一如對待顧客的情況),企業必須了解他們有哪些應該負責的長期承諾。如果員工願意更加努力以便在重要期限之前完成工作(甚至為此耽誤了 家務事)……他們必須獲得相對的回報,比方說生病時獲得支援,或在市場危及其工作權時,仍然能保有工作。
雖然有些公司成功地和員工共同建立社會規範,但是目前企業對於短期獲利、外包和大幅削減成本的熱中,恐怕將破壞這一切。」
同上,很多香港公司只懂強調前者(要求員工犧牲),但並無回報以後者(在員工或公司有困難時就棄如敝屣)。
香港老闆覺得香港員工不忠誠,這也許是事實,但僱主也有責任。孔子早就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只是單方面要求就不公道。

有沒有想起施永清說輿論不應該要求企業負「社會責任」,以免企業不務正業﹖
也許施永清這樣想沒問題,因為地產經紀本來就不是穩定行業,他大概也不預期員工永遠幫自己打工。
p.115-116 在討論激勵員工時,作者說﹕「最近我參與一個提升公共教育成效與威信的聯邦委員會,這是我未來想探索的社會規範和市場規範的一個層面,我們的任務是重新檢視『有教無類』政策,並找出激勵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和家長的方法。
我到目前的感覺是,標準化考試和依績效給薪可能會把教育從社會規範推向市場規範。美國花在每個學生身上的錢,已超過任何其他西方國家,繼續增加經費是明智之舉嗎﹖相同的考量也適用於考試﹕考試已經很頻繁地舉行,增加考試次數不可能提升教育品質
……我們最好不要把教師、家長、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成績、薪資和競爭上,而是對大家灌輸教育的目的感、使命感和榮譽感。要做到這點,當然不能採取市場規範的途徑。」
我們在以前就已經指出類似問題了()。現在只是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也看到這個。
這也清楚指出教育為何不應該商品化
p.116 「我們可能應該先重新評估學校課程,以更顯著的方式將它們連結到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社會目標、科技目標,以及醫療目標。」
STS這一點不是早就提出來了麼﹖不過是應試教育之下,實在沒甚麼可以帶來很大分別。(包括「通識科」)
第六章﹕拖延和自制的問題—為何我們不能讓自己為所欲為﹖
作者提出的「自制信用卡」建議,對於美國這個習慣先使未來錢、低儲蓄高欠債的國家,不啻是一個好念頭。(當然,銀行願意推出與否又是另一問題了)
隨著時代轉變,香港也可能會漸漸變成這樣(分別只是沒有人願意借錢給我們揮霍)。
p.194 「當然,這則故事純屬虛構,而且對驢子的智慧做了很不公道的中傷。也許美國國會是比較好的例子。美國國會經常讓議事陷入僵局,原因不一定與特定法案的整體狀況有關,而是與法律的細節有關。對理性的人而言,民主、共和兩黨對於這些議題的政策,就相當於上述故事那兩捆一模一樣的乾草……」
非也,全因「魔鬼都在細節當中」。美國的議員大多是律師,他們都知道,表面堂皇的法律,可以為不光彩的事大開方便之門,甚至造成跟表面說法相反的結果。
更不要說,通常哪一黨的版本,亦影響到宣傳「本人/黨成功爭取XXYY」的功效。
p.287 「這並不是詐騙集團向你詐取高額的利息與費用,而是美國最大、信譽最好的銀行所做的事﹔這些銀行以廣告不斷告訴你,他們和你是『一家人』。家人會偷你的錢包嗎﹖不會,但這些銀行顯然是透過與現金隔了一層的交易,偷走你的錢。」
p.289 「據說,知名的銀行搶匪威利.蘇頓曾經說過,他搶銀行是因為那裡有錢。他的邏輯如今已充份體現在信用卡發卡銀行的超小字體契約的內容,或是航空公司所謂的無法兌換免費機票的日期上。這些地方不一定有現金,但一定有錢。」
有沒有想起兩次事﹕1. 銀行既向信用卡客戶提高罰息,又單方面拖延向商戶支款。
2. 雷曼債券的銷售文件。
p.299 「我們猜想,在其他文化中(在那些不崇尚獨特性的文化中)人們在公開點餐時,可能會試圖展現自己合群的一面,並做出與別人一樣的選擇。我們在香港所做的研 究,證實了這個猜測。在香港,人們在公開選擇時也會點選自己不喜歡的食物(私下選擇則不然),只不過他們比較容易選同桌人已點過的餐點。」
p.300 作者說這個點餐實驗與標準經濟學「人類是理性的」假設不符。我倒覺得不然,因為(扭曲自己的選擇以)討好別人也是理性的一部分。只是這「理性」是在於人際關係,而不是在於飲食享受。

經濟自然學

p.22 我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何機會成本是「演唱會的價值」減「門票價格」。
p.24-25 「我之所以將學生的作業取名為『經濟自然學家』,靈感來自生物學入門課程,因為這門課可讓學生有能力回答一些重要的問題。你只要懂得一點演化論,就可以發現過去從未注意到的事物。這項理論能讓你了解世界的構成與類型是如此多姿多采,值得用心體會與思索。」
p.27-28 「生物學家的敍述很有趣,而且前後一貫,……關於雌雄大小的論述有一定的根據,所以容易記得,轉述給別人也很有趣。如果你能把這種例子講得頭頭是道,比起一味死記鳥類在生物學分類上屬於什麼綱什麼目,你對生物學的理解一定更為深入。」
一個經濟學家告訴你演化論的價值。(和創造論為何缺乏科學價值)

(又﹕我們有一門這樣的生物學入門課程嗎﹖﹗我們的生物學課程,只把演化當成微枝末節—如果不是避而不教的話—於是生物科的形象就只是「背誦」。但只是我們沒教他們去「理解」,離開演化論的話,生物學就只有一堆描述而欠缺意義。Without sense)

p.45-46 書中對「為何報紙自動販賣機讓顧客有機會拿走多份報紙」的解釋很有趣。不過我懷疑,如果在香港裝這種機器,一定會有人放一份的錢,拿走所有報紙。
(拿去賣又好,拿回家墊煲底也好,香港人有便宜,怎會錯過﹖)

p.136 為何租車公司不對違約顧客罰款﹖書中認為是因為航空公司和旅館都會罰,保障了租車公司的客人會準時出現,所以租車公司不需要再多此一舉了。

我倒另有想法﹕說不定是因為如果你不準時出現,租車公司找另一人租了這部車,會比航空公司找人填補空缺或者旅館找人住這間吉房容易﹖(航空公司只有在旺季或尖峰時段才會爆滿,平時都有不少空位,所以輪候的人不需要你「放飛機」才可以補上)
更重要的是﹕租車公司讓車空放著等,比航空公司放空座位或旅館放空房間的成本低得多。航空公司的座位空了還要跟著飛機飛來飛去(於是蝕油費),旅館的房間通常排好了日程,中途很難找另一客人剛好填補這段空缺。
p.137 「今天許多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看不見的手』,但斯密(亞當史密斯)和他們不同,他並不抱持虛幻的想法,認為毫無約束的競爭一定能替所有人帶來最大的利益。例如他在《國富論》一書中,對企業主自利行為造成的後果,就持較保留的語氣﹕『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他對促進社會利益所發揮的作用,經常比有心為之更見成效。」
這段簡直摑了「市場原教旨」一記耳光。
(又,亞當史密斯和市場原教旨的更大分別是,他不單止寫《國富論》,還寫了《道德情操論》。)
(後頁其實還有一句﹕「率先指出個人與團體利益之間深刻而廣泛衝突者,是演化生物學創始人查爾斯.達爾文」—他深受亞當.斯密、湯瑪斯.馬爾薩斯等經濟學者著作的影響。根據達爾文的中心思想,在物競天擇作用下,有利個體繁衍後代的特質與行為會占上風。至於對整個物種是否也有正面意義,則通常不是重點所在。)
p.145 書中認為小鎮超市廿四小時營業,只是為了留住客人。因為客人一旦習慣這所店子,就會懶得去光顧另一家,所以要提供方便爭取成為客人的首選。

可是,在香港似乎不是如此,「格價」行為非常普遍。除了說香港人「貪便宜」心切外,會否也因為香港地小人多、店舖密集,所以香港人「格價」的成本(時薪﹖)比美國人低﹖
p.170-172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隱含一個前提,那就是個別的報酬取決於絕對的表現。但顯然易見的事實是,生活中很多事情的高下取決於相對的位置。」
這段文是幹甚麼的﹖是為了解釋為何政府要訂立安全標準和超時補水規定(就算勞工自願放棄也不可以)。
對市場原教旨的另一巴掌,簡直摑完再摑。
p.185 「為何由紐約甘迺迪機場搭計程車到曼哈頓的任何地點都是均一價四十五美元,而紐約市內的計程車則是照錶收費﹖」
香港其實也值得考慮一下。(至少,同一分區均一收費,對來港旅客顯然便利得多。)
p.215 「為什麼美國男性在國際足球比賽的表現那麼差﹖反而是女性相對要好得多﹖」
中國的情況跟美國有多大分別﹖
(有,例如足球在中國的地位比在美國高得多,雖然也比不上羽毛球、乒乓球這類「國技」。但跟美國一樣,標榜「女人能撐半邊天」的中國對女子體育也相當注重。)
p.237 「為什麼一般人比較會退回收銀員多找的錢,而比較不會退回漏算錢的商品﹖」
除了書中提出的理由外,另一可能理由是因為「物」與「錢」之別。《誰說人是理性的》就有實驗指出人們對待「錢」和「物」的態度截然不同
p.238 「為什麼紐澤西一家電信公司提供員工免費使用BMW,而不發放等值的現金﹖」
很明顯,市場原教旨會強調「付現金最好」。但事實上最好的策略不一定是最簡單的(雖然最簡單的策略很多時候都是最好的)。
p.262 「一般認為一夫多妻制有利男性而對女性不利,但為何男性主導的社會卻明令禁止﹖」
如果看倌有看過在下的一篇學期論文,應該會知道答案了。儘管拙文以生物學立論,但背後的原理跟經濟學家的一樣。

最後三段文出現在結論中,抄來與大家分享﹕
p.282 「限制軍備競賽的協議並不只出現在正式的運動競技。我們生活中有許多重要的層面的『獎賞』,也是取決於相對的表現。……用意全都在於遏止各種類型的軍備競賽。」
p.282-283 「補償性工資差異理論的例子應該有參考價值—至少我是這麼認為,因為我親眼見證過這一理論如何幫助學生做出更明智的職業抉擇。許多人原本滿腦子只把高薪當成唯一目標, 但正如我們前面討論的,待遇高的工作機會免不了在其他重要層面不如人意,像是形象不佳、工作時間沒彈性、升遷困難、高危險等等。……有人固然甘心以高薪來 交換,但也有人根本不了解其中存在這番取捨。就算你的經濟自然學只能算初出茅廬階段,但要察覺高報酬工作的蹊蹺已綽綽有餘。只要任何工作機會好到不像真的,大概就真的有問題。」
p.283 「桌上無現金原則提醒經濟自然學家,對投資顧問的預測要有所保留。如果投資顧問宣稱某家公司股價偏低,其實就等於說桌上的現金沒人拿,可是這種好事不可能長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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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栗姐協助校對)

星期五, 8月 22, 2008

Reflection from Finland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陳之華,新店﹕木馬文化,2008-7
(封面照﹕博客來)

為免看倌像作者所言,連芬蘭在哪也搞不清楚,還是提供一條維基條目好了。

方某讀書一向慢,Johncoal都寫了兩篇(/),我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

我倒是覺得應該全港每間學校下發一冊。
當然,最先看的其實應該是教育局和教統會那幫人。

如果要學芬蘭,不要說錢,就是「老師不評核」、「學生不穿校服」、「老師可以染紅髮」這幾樣,已經把香港的人嚇昏。(恐怕連司徒華都唔例外)

後來看得清楚一點,那個實習老師不單 highlight 紅髮,而且還穿低胸裝。這種人在香港恐怕一早被家長轟掉。
當然,在下不是說老師「應該」染髮和穿低胸裝,而是要指出香港人太習慣「理所當然」。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何不可以」﹖(Why not?)

(資料提供﹕三師會有個節目討論校服。)

其實也不是不想,通識教育也聲稱要教學生「批判性思考」。
不過,如果你要問「為何不可以亂倫/獸交」這種批判「性」問題的話,等著你的是踢出校和官司纏身
香港對於「多元化」和「批判」,只是葉公好龍。

就像我在 Kursk 那邊說﹕

那種教育模式不可能在香港實施,但足以令我們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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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汗顏﹖
因為芬蘭教育真正做到「平等」和「以人為本」。相比我們有一大堆口號,他們真正做到「求學不是求分數」、「不放棄每一個孩子」、「尊重每一個人的特色、發揮個人長處」。

作者寫這本書,並非一篇正規報告,而是一本「教育遊記」,反而更適合一般讀者。
她 的觀察,可能比一般去觀摩的老師更深入。一般老師觀摩,可能只是去幾場研討會、走訪幾所學校。而作者為了驗證芬蘭不同地區的學校是否真的「平等」,竟然來 個「芬蘭走透透」,由首都走到北極圈深處,把大校小校看遍。為外國教育界準備的研討會,她也去。而且她在芬蘭住了幾年、女兒們也在芬蘭讀了幾年書,有第一 身體驗。
所以,出版社說她是「最懂芬蘭教育的媽媽」,不一定。但應該可以肯定她是「最懂芬蘭教育的華人媽媽」。

作者的文筆和故事留待各位自行發現,我不想長篇大論,不如點列好了﹕

(芬蘭人沒有故意追求的)成果﹕
1. 學生在國際評估(PISA)中,各項成績排名相當高,數理方面亦與亞洲學生不相上下。
更可喜的是,芬蘭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最少(4.7%)、不及格率最低(<5 p="">
政策﹕
2. 重視平等﹕政府全力縮窄貧富、城鄉差距。不論市區、郊區、還是只有十幾個學生的村校,所有學校都得到相等的資源、應有的設施大家都有,不會因為學生太少而削減。
3. 提供教育是國家義務。學費全免、學生有免費午餐、教科書也由政府付鈔(學校循環使用)。村校因為太偏僻,政府甚至為學生提供計程車接送上學和回家。
4. 新學校由建築師特地設計,配合當地環境、讓師生活動和建築融合。
5. 同2,各地的圖書館都有充足的資源和藏書,就算學生很少的村校都一樣。而且市立圖書館由外(建築)到內(室內設計和傢具),都有專人設計。間間不同、各有特色。設計實而不華,務求方便讀者。每人可以借四十本書(或其他資源)、可借出一個月、和續借五次。
6. 所有電視台外來片集(除幼兒影片外)不配音,只配字幕。令學生訓練讀母語、聽外語能力

學生﹕
7. 學生沒有制服,要打扮化妝隨他去。
8. 學生上課時間最少(平均5400hr/yr,初中每周30-35小時)、功課少、考試少、假期長(暑假兩個半月)。考試屬持續評估之一部分,只顯示學生個人學習進度、不在學生之間作比較
9. 「功課」之一是「每天至少半小時自我閱讀」,鼓勵學生看自己喜歡的書,但不需要填寫任何記錄或報告。完全是自主建立的閱讀習慣
10. 學生時間表各不相同、每天上下課時間不同,要求學生自我管理
11. 沒有早會周會、沒有升降旗儀式。不提倡課後補習和留校活動,學生放學後去參加自己喜歡的興趣班、培養嗜好。學校只是個「上課」的地方。
12. 學習「先見樹、後見林」,先培養興趣和認識概況,不會一開始就深入細節和培訓技巧。(例如游泳課就是先玩水,而不訓練泳式。)
13. 重視輔導落後學生(補底),不會特地栽培菁英(拔尖)。身心殘障學生可向政府申請個人助教和手提電腦跟身,新移民學生有助教協助翻譯、適應新環境。
14. 教育視人生為馬拉松,不是短跑,不需要「贏在起跑線」。芬蘭小孩滿七歲才入小學,學校鼓勵落後學生多修一兩年,先打好基礎再升學。
15. 重視母語教育(芬蘭語、瑞典語和薩米語都算),尊重新移民保留自身語言文化的權利(鼓勵新移民以其母語學習、並學習芬蘭語)。以多元文化為國家的「國際化」資產
16. 不以能力分班,只有分組上課時以能力分組教導。
17. 職業訓練不受歧視,不單同樣可以啣接大學,而且出路還很好。

學校和老師﹕
18. 芬蘭學校的班級人數,一般是十幾人。他們稱為「小班」的,是一班幾個學生。
(對照一下﹕香港提倡的小班,最終目標好像是25人)
19. 「教師」是最受芬蘭中學生歡迎的職業(26%),儘管老師的工資不算高,但在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高。
20. 教育學院收生完全不看考試成績,改為以理解能力、性格、學習動力等評估取錄學生。中小學老師有碩士學位,幼稚園老師有學士學位,重視老師的研究、教學和思考能力。
21. 老師自主度高,自行決定教學方式、全權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和教科書。
22. 相信「每個老師都一樣好」,老師不用評比、沒有督學﹔學校之間也沒有評比。(為「名校」排名,新加坡優而為之)
23. 功課大多不批改,讓學生堂上互對答案、老師講解。學生可以自己買「答案本」核對答案,不明白再問老師。
24. 老師所花的時間,大部分在備課、計劃、休息、和進修
25. 學校追求男女教師比例均勻,讓師生學習與異性相處。(只要跟「中學派位案」相比,便可知他們對「男女平等」的看法與香港的很不同。)
26. 家長和學校鮮少互動。頂多是參加家長會、學校舉行的特別節慶和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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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點列,不如再抄抄文。

對於我們這些喜歡「爭第一」的社會,恐怕很難理解為何芬蘭只顧「補底」而不「拔尖」,整個社會都不強調「名校」。他們的學者、老師和官員這樣說﹕

每個人都有其價值。」
「每一個孩子,一定有性格與能力上可取之處,如果數學不好、理化不行,不代表必然沒有其他學習優點。如果音樂不強、美術不行,那他可能擅長運動。」
「我們不會一直去突顯或強調優秀的孩子,因為,孩子的心底,或多或少都心知肚明。」
「我們不需要創造出一個無法融入社會的天才,我們要的是能與大家相處的人才。」
「聰明的孩子,可以選擇跳級,可是,他的社會適應能力準備好了嗎﹖他的情緒管理能力,夠成熟了嗎﹖」
「只有智力領先,但卻不夠全方位成長,那是不對的。」
「資優聰明固然好,但是只有一味的追求智力,卻缺乏與朋友、同儕互動能力的孩子,其實是失敗的教育。」

當中最激動的回應大概是﹕

競爭﹖會帶來什麼好處﹖妳可以證明給我看,過度競爭的優點在哪裡﹖其結果又是什麼﹖」

是囉﹗很喜歡「競爭」、聲稱「有競爭才有進步」、要求所有事都「市場化」的市場原教旨,不妨去跟芬蘭人討論一下。

連放假放長一點,也有人擔心,就跟香港的老師和家長一樣﹕

「在一次芬蘭教育的國際研討會中,日本教育界人士憂心忡忡的說﹕『你們暑假放了兩個半月,對我們來說,真的太長了,不可能仿傚,因為我們只要一放超過兩個星期的假,學校就會開始擔心孩子們無法收心唸書了。』
有趣的是,當時芬蘭地方市府的教育官員回答說﹕『法國一度就是擔心孩子週末放兩天假會玩瘋了,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週六還要上學。』全場一片抿嘴的微笑。
……
『夏天對我們是珍貴萬分的,兩個半月一點都不多,我們以前還放三個月呢﹗』另一位芬蘭教育官員,接過麥克風如此的答覆了日本高中老師。」

為何芬蘭老師少批改功課﹖

「教委會的講者們回答﹕『我們老師的工作已經相當多了,老師花了很多時間在做課程與教學的策劃,實在不需要在這些枝微末節的事務上打轉。難道課程的規劃會比那些更不重要嗎﹖老師教學的目的,是帶大家去尋找一個思考和自我學習的動力,而不只是幫學生提供答案。」

作者常常說被芬蘭感動,筆觸令我這種「冷感」的人覺得誇張。
不過看到這一段,連我也覺得很感動﹕

「剛才走進教室時,班老師有點懊惱的跟我說﹕『哎,這次數學的單元測驗,孩子們考得不好。』
我在一旁跟著走,只點了點頭,不知該作何反應。
她接著說﹕『妳知道嗎﹖我不能夠就將這些成績發給同學們。我已經和校長說了,必須再想個方式,去瞭解一下為什麼大家沒考好﹖是考試題目太難﹖還是他們沒有弄懂﹖我們再來做一次,之後再測驗一回。
我聽著聽著覺得有些感動……
她又說﹕『考試不是要給孩子帶來挫折的,考試只是讓孩子和老師共同瞭解學生對於這門科目的認識到了哪裡。』」

以現有的課程、在一個四十人的班裡,香港老師有閒心做這種事嗎﹖
我再提醒一次,芬蘭的「一班」是十幾人。而且他們不介意學生留班慢慢學的。

有一位外國官員Mr. Schleicher這樣說﹕

「多數國家的教育,就像是汽車工廠﹔但是在芬蘭,老師卻像是真正在開拓的創業家(entrepreneur)。」

若是如此,香港想搞好教育,不妨想想「創業家」需要甚麼。
微軟、Google、Nokia(這是芬蘭的)這些大企業是怎樣創辦的呢﹖是靠一些擁有意念和用心的人,還是一批工商管理的工具(如外評)﹖商學院式的訓練,是讓學生成為管理人,還是創業家﹖
香港人要看到「中環價值」的局限,香港教育才會有出路。

我曾經說過香港最好的學生不願當老師,是因為老師的「工作滿足感、專業自主、以至社會地位」等等加總起來,待遇不及其他專業高。(按﹕在那篇文章後,鄭立大大有更深刻的評論)
那麼芬蘭為何最多學生想當老師呢﹖

「我在約瓦斯曲萊大學訪問時,教育研究院(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院長瓦里亞維(Jouni Valijarvi)教授也說﹕『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相較之下,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是很高的。……從青少年對這份職業的選擇來看,教師會如此的受歡迎,多少反應(映)出我們整體社會對於教師的尊敬。』他再度強調說。
雖然在芬蘭社會裡,基礎教育的教師薪酬水準,遠遠比不上律師和醫生,但芬蘭普遍社會觀感和我所訪談的多數芬蘭男女老少,仍然認為教師是一份有尊嚴、自主權,而且很有人生價值的工作。」

與香港剛好完全相反。
上次我引述過作者的話,教授們說如果你要考核芬蘭的老師,他們「必定集體罷工!大家不幹了!」,他們說﹕

「如果一個社會體制對自己教師的最基本信任都沒有的話,那還談什麼教育呢?」

對於這一點,這幾段解釋得很好﹕

「他們相信評比與評分會造成不必要的影響、扭曲與競爭,反而喪失了鼓勵老師們自我充實、進修的本質與意義。而且,每個班級、每位孩子的狀況都不盡相同,老師既然不能選擇學生,就不需要強力去突顯自己的『教學成果』,更何況,成果又如何能具體的被評估呢﹖

「拉普蘭大學教育系附屬實驗學校校長瓦菈能(Eija Valanne)博士跟我說,我不需要去管老師,老師的教學如有任何的問題,最後一定都會反應到我這裡來,當我們去管老師,所有的表面功夫,又有誰不會做呢﹖你要什麼數據,人家就給什麼。你一來,人家就做個標準模樣給你看。可是那有意義嗎﹖對學生有益處嗎﹖對整體教育進展有幫助嗎﹖

喪失的不再只是人心的良善與互助,更讓長期社會發展趨向狹窄的功利與惡質競爭。乍看之下看似公平的能力表現評核制度,仔細推敲其實處處有著明顯的不公平。而芬蘭的想法是,資源、對象、起跑點都不同,為什麼要比﹖如何去比﹖」

試想,醫管局會不會比較醫院/醫生「醫好病人」的比率﹖(謝胡兄指正,原來連醫管局也變態如此,不顧病人差異以數字概括醫生的能力。這果然不只是教育界的問題。)
就是聘請大律師,也不能靠他們「打贏官司」的比率啦﹗
那麼,為何我們喜歡比較學校/老師「教好學生(成績)」的比率和「奪A」數目﹖

真正有心於「教育」的人(不限老師和教育官僚),宜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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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人口(五百多萬)和香港其實差不多,但地方比台灣還要大三十多倍。
我有時會想,我們對待「人」的態度,可能受「人口密度」的影響大過「人口數量」的影響。

當你身處於一個人口稀疏的社會,你才會重視個人(因為「物以罕為貴」)。反正人少,為學生「補底」的成本亦不多。
在一個人口密集的社會,你會嫌「人太多」。相對於為一批落後生「補底」而言,「拔尖」所需要的注意力和成本都少得多。
於是芬蘭選擇了重視「個人」和「雪中送炭」,我們選擇了重視「集體」和「錦上添花」。

雖然,無論在種個社會,把落後的學生放棄,最終導致的社會成本,必定比及早跟進更多。
香港既是人口密集,「非人化」的商業意識又濃厚,所以我對於香港的教育改革,比較悲觀。

星期二, 7月 0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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