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5月 30, 2017

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

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Mark O'Neill著,程翰譯,香港﹕三聯,2017
(原著﹕Ireland's Imperial Mandarin: how Sir Robert Hart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er in Qing China,海事博物館為他開過場講座)

赫德這名字對香港人而言,最熟悉的應該是尖東赫德道,算是舊區橫街但附近有不少食肆。
街名背後的赫德,倒是很少有人留意。學校教中史不會提,一般講香港歷史掌故的書也很少提及他。中國史書長期受民族主義影響,對赫德也只視為「外國侵略者的爪牙」之類,不會有好說話。

可是,無論是自願或被迫委聘,像赫德這樣的外國人在滿清朝廷可有如此高職,已屬罕見。整天在意淫大唐盛世的人,難道沒想起唐朝本身就是一個不吝任用外國人的開放社會﹖反而越是虛弱的朝代越封閉、越不能信任外人。

所以見到本書以赫德為題材就很有興趣,買了放出來等學生先借,一直沒人借才自己借來看。但讀之前又見到垃圾報有篇書評,借本書抽抽水,沒甚麼特別。

閱畢本書,某幾處的翻譯應該有問題,但因為館藏不便標記,所以無法討論。至少這位譯者似乎不是香港人,否則例如庚子拳亂時的英國海軍將領Seymour,他應該知道香港早有譯名「西摩」(雖此西蒙不同彼西蒙道之西蒙,此西蒙乃彼西蒙之侄)。就算維基百科也譯「西蒙爾」(大陸人很喜歡加「爾」字標尾音),而非本書所譯「賽莫爾」(p.255),這樣亂譯一個名真的有點「莫春在」的味道。

本書好處,在於作者曾任駐華記者,所以介紹赫德時,頗為將當年赫德一介外人所遇之困境,與作者本身之經歷相引證。例如政府普遍不信任外人,喜歡向外人施下馬威,此等於清朝或「本朝」皆然。

有些人(尤其是抱持民族主義的史家)批評赫德雖有熱愛中華之形象,實質乃為英國利益服務。雖然目光狹隘,亦不必全盤否定,赫德有愛惜中華之心、建設中華之志,與其維護英國利益,實不相悖。認為某人只能維護一國一族之利益,是民族主義興起後的觀點,我們應該看當時人的背景。
只要看看另一位洋務領頭人李鴻章便知(他跟赫德關係似乎很一般,比較信德國人)。李鴻章有心推動中國走向現代,留學、海軍無不涉足,但他也是出名任用私人、聚斂有加。其實有很多是時代局限,官場沒有互信,往往就要靠鄉里門生。赫德所掌大清海關乃「國際機構」,列強利益尤關,也無法完全信任外國下屬,唯有靠英國人甚至是自己親戚。當然,反過來說,如果赫德不是英國人,也沒可能擔任此職。
清廷忌憚外國,但又要靠外國人指導洋務。赫德看起來的「矛盾」,其實也就是時代的矛盾。

本書現在出版,其實對我們更有意義。看看大清海關,提早實現了「國際機構」的理想模式,讓列強國民都有份參與、利益均霑,但為何華籍僱員甚眾,偏偏無人晉升高層﹖傳統說法當然認為這是種族歧視,但並非事實——至少不是事實之全部——赫德的上司不就是華人﹖而且赫德一直提醒下屬這是大清政府的機構,服務大清和各國商人,並非服務列強政府。
赫德為大清設計了一套新式公務員制度,令大清海關成為大清唯一沒貪污的機構。可是這套制度的運作需要依賴兩點,就是內有制度、外有列強勢力互相制衡。相對於華人多少有本地利益圈子羈絆,外國人在中國任職並無本地利益瓜葛,只要予以審計並定期輪調即可避免與本土利益糾纏。正如中國官場一直規定官員迴避本籍以免衝突,亦無法避免各省籍官員或門生情誼結成小圈子互相包庇,大清海關亦一直未有讓華人擔任高職。

就算我們接受這後果就是源於歧視(儘管事實證明了沒有華人高層的大清海關的確比較高效廉潔),如果比較現在,更不能不使人掩卷嘆息。
正如英人之治港,英籍官員雖代表英國利益,卻不是專以維護祖家利益為務,反而會為香港利益屢屢與倫敦作對,甚至被倫敦官員譏為「香港共和國」。這種心態恐非習慣服侍主子的中國人所能理解,更不可能見諸那些自認為「治港第二梯隊」的中共官員。
港英之總督和高層官員,固然是英國委任絕非港人治港。但亦因為遠自英倫,與本地毫無瓜葛,所以施政時不必偏倚某方利益,反可制衡本地不同集團。迨至淪共,號港人治港,實質為專制民主兩不像之小圈子選舉,反倒令特首受本地利益集團綁架(外加統監府騎劫),施政全面傾斜一方,致使地產霸權尾大不掉。就算曾去狼來,也不過是背後利益集團交替而已。於是董建華讓數碼港變地產港,「曾班子」則與地產大亨利益交換,狼則有江湖飯局、眾多利益疑案說不清,再加中資和統監府全面介入。以今香港衰亡之象,回首大清海關之故智,能不浩嘆﹖

沒有真普選真民主之香港特首,無論誰人都只會實現赫德對華籍關員之擔憂,就是身陷關係利益網之中無法自拔。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日, 5月 21, 2017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2017

去年幫過手,好使好用今年大會自然又找在下,上星期六再去幫手。

這次結尾評語也公開講,去幫手的原因﹕一則見到學生主動搞這種活動很感動,二則看大家參賽也令人想起自己年輕時參加聯校電子電腦比賽,感覺也年輕了。

雖然上次說如果可以「偷橋」就更好,但這年圖書館和大富翁的人都流失嚴重(大家都很忙,活躍的人又都被幾個明星活動吸納了),所以人手不足之下也很難玩出甚麼來。
反而是圖書館主任協會的小學同工聽到有點興趣,所以今年有位副會長跟著去旁觀,說不定反而他們偷到橋。

又,今年新亞馬輝洪館長作代表來出任另一位裁判,他跟圖書館主任協會有不少合作,所以見到我們副會長就很多事可以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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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比賽地點是拔萃男書院,地點比去年香港華仁自然更方便。但也有壞處,就是他們地方太大,用作比賽場地的演講廳和圖書館距離更遠。所以需要找不少人負責帶路。而且因為男拔的圖書館出乎意料地小(已經小得跟在下那間豆腐膶館差不多,連八三的也比我們的大),所以安排上無法像上次把所有圖書館內的環節一併舉行。結果大家要在演講廳和圖書館之間跑來跑去,對於滿足「日行八千步」的健康呼籲十分有幫助(笑)。

本來有點好奇今年會否再見到那位海棠春睡副主席(又笑),可惜的是聽大會宣佈,似乎士摩妮母校有意退出,所以今年只剩下男拔、港華和聖羅撒的同學當義工。今年港華雖非主場,但唐老師照樣來撐場,照道理這些名校學生活動他應該不用帶隊的,十分難得。

今次決賽三強是聖公會林裘謀、聖貞德和聖保羅。(未上網查之前我「顧名思義」地以為聖貞德是女校來的 :P 但原來剛好相反,他們近年才招女生,所以所有來打氣的女生都是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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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今年第一場先由集合的演講廳走到圖書館,作搜書比賽。


去年港華圖書館,因為用的作者碼竟是倉頡碼(的英文字),對一般學生並不熟悉,所以成績很差。男拔採用相對較普及的四角號碼,所以成績較好的學校可以找到六本,算是不錯。

但成績較差的學校,忘了是找到兩本還是三四本。不過他們找不到的原因,其實只是「大眼睇過龍」,太心急、不留心之過。有好幾次我已經看到書架上的目標書籍(評判自然有大會提供答案),同學卻是找到這個書架、但看不到書,有些書脊還是我認為相當清晰應該很易見到的。由在下中學時當組長到現在看學生,不夠細心倒是不少同學的通病。

所以我經常跟學生說,讀架雖然辛苦,但其實有好處,能訓練你專心和耐性。為了分辨誰才是真正了解知識而非硬背死記的學生,考試經常會出一些「陰人」題目,如果你不夠細心看出題目的概念問題所在,就會中招。就算考試前背了多少東西也會答錯。所以就算說得功利點,讀架訓練專注還是對你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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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就要回到演講廳,作書籍分類比賽。好讓義工佈置圖書館下一階段比賽。

(中間後面兩位男生似乎很友愛 XD)

這部分對學生一向較難。因為除非像方某這種分類狂人,中學時就有幫老師填分類號的經驗,否則就算在圖書館當值多年,也只會看索書號排架,而未必能拿一本書說出分類號。

沒太大期望也沒特別留意誰答對多少,倒是有些書的分類我會比大會寬容一點。例如一些人物傳記他們會根據書上的預行編目(CIP),當成該人物所屬科目範疇(例如政治/工程)裡的傳記,我倒認為就算參賽者當成一般傳記(杜威分類 920)也可視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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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又回到圖書館,是書籍整理。


這部分照道理是學生最熟悉的部分,因為所有學生圖書館員都必須要排架。可是也有學校可以排錯五六本書的,這顯然是心急就不夠細心之過。

上次我的感想是﹕與其要求學生把放置的書脊朝天(但這樣不符合日常排架的做法),倒不如乾脆在比賽用的書上貼張標貼,更方便點算。這次也沒改變,下次似乎應該在裁判評語時段拿出來講講。

這次也出了個問題,某隊同學把要上架的書放在地板待上。雖然事實上我也可能會這樣做,但比賽規則有一條把書籍跌在地下或接觸地下要扣分的。雖然我覺得他們不算是損害書籍,不過馬館長認為規則不讓書籍觸地的初衷是為了要學生留心保護書籍,也是事實。所以他們最終不幸要扣點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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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場又回到演講廳作搶答環節。


今年士摩妮母校沒參賽,結果站在平台邊展示大字(給參賽者答四角號碼)的變成男生,倒也沒那麼尷尬。

不過幸好我在開賽前先看過題目,發現他們其中一條誤以為威爾斯不是一個country (這倒是一個華人經常搞混的問題,華文沒有State / Country / Nation不同的概念,連翻譯也沒有現成直接對應的詞語)。我簡單地把維基百科的條目開出來給他們看就行。幸好他們預備了相同數目的預備題,抽掉這題換一題就行。

另一問題是,很多時候猜分類號的題目,書名都不是大家看過的書,只聽書名很多時候很難猜到內容的。如果可以用較廣為人知的名著出題會比較好。這點在裁判評語時段提出了來,希望籌委不以為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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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小學同工打算偷橋搞比賽,當然就不可能像中學般靠學生自己搞了(就算在中學,非名校學生也很難有那麼多主動的學生去搞),唯有老師自己辛苦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因為小學圖書館跟中學不同,學生負責的工作比較少,不像中學有較多項目由學生負責(雖然我的學生負責範圍還是比我當學生時少,至少他們不會負責管理影印機和印表機)。聽聞小學有很多工作都要靠家長義工,是否還可設書籍整理的比賽項目﹖(分類比賽倒還可以搞,把要求降低一點就可以,例如只需要準確到分類號的十位數。)
我倒也好奇小學同工會搞出怎樣的比賽來,再不然假如中小學之間有協作的話,也許中學的大哥哥大姐姐也可以當比賽義工。

星期六, 5月 13, 2017

亞洲、太平洋戰爭

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著、周保雄譯,香港﹕中和,2016
雖然中和也是聯合出版的中資背景,不過在下的確喜歡這套翻譯岩波出版的日本近現代史系列。上次介紹過《民權與憲法》,這次是講二戰時期日本的專著。
以前讀書曾見,德川時代的日本就已經把農民視為「用力就可以榨多一點」的對象,所以據稱日本對農民壓榨算首屈一指,比中國更厲害(也許就除了中共搞到大饑荒那一段﹖)。
在二戰期間,日本政府這種壓榨自然在「共度時艱」的口號下更有恃無恐,而且面向各行各業。美國因為二戰發財不用說,就連同樣單挑全世界的德國政府,對(當然是日耳曼)民眾福利保障都比日本好。身為侵略一方的日本民眾也只能吃粗粥,這也許亦是令日本人很容易自居受害者而無視戰爭責任的原因之一吧﹖
以前讀日本人寫的《戰爭論圖解》,說軍方高層欠缺戰略,只會送士兵上戰場冒險碰運氣,結果把日本和鄰國都推入災難中。可以說是日本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都贏得太輕易,令軍部養成了冒險習慣,以基層官兵的優良戰術帶來勝利,掩蓋高層缺乏戰略的盲目貪婪。
在本書中,軍部的專橫、缺乏戰略視野和陸海軍互不信任自然會提到,有趣的是作者提及本來反對與德義結盟向美英開戰的海軍,之所以轉軚其實是出於爭奪軍費預算大餅這個官僚因素。(我想如果那些軍部高層記得起「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這一句,日本隨時連開戰的資格也沒有,應該會少很多無謂的戰役的犧牲者吧﹖)
但作者也提及另一方面,就是明治憲法的空洞化。
明治憲法中統帥權獨立,令陸海軍指揮機構不隸屬內閣而直屬天皇,但天皇平日盡量保持「無口」屬性讓軍部不受節制,反過來透過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得到凌駕內閣的政治主動權。雖然日軍經常出現斷獨行動擴大事態,令日本外交政策被牽著鼻子走(陷入中日戰爭泥沼即是如此),但「是否宣戰」的問題本來在明治憲法中還有一堆互相獨立的機構牽制著。例如外交是內閣大臣職責,外交政策理應由內閣審議﹔而宣戰作為天皇大權,施行前天皇還要諮詢樞密院
但正如大正民主早就被軍事獨裁取代,明治憲法亦變成徒具形式。因為陸海軍之間、以至大本營和內閣之間無法協調,於是衍生出一堆協調會議,最後要天皇出面開御前會議統合各人(雖然很多時候也只能得到誰都不得罪、面面俱圓但實質上沒益處的結論)。這個憲法無據的「御前會議」反而變成了借用「天皇大權」做正式決定的地方,由開戰到投降,本來憲法中有權責的內閣和樞密院都只能事後追認。其實可說是宣示了明治憲法體制的破產。
除了憲政破產,戰爭另一大影響就是基於戰時動員的需要,啟動了日本的重工業化、地主和中產階級沒落、和女性「拋頭露面」工作的開始。軍隊和工廠亦成為不同階級的人共同生活的場所,這有點像中共搞上山下鄉的那段時期。
現在的時局,其實有點像二戰之前那段全球經濟不景,於是各地混亂,民族互拒自保情緒高漲的時代。似乎就差在哪一方會神推鬼使啟動世界大戰般。而最恐怖的是,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近來買了加藤陽子的《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希望日後有機會拿來讀。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星期六, 5月 06, 2017

活在香港歷史建築

星期一乘假期去文物探知館看個簡單展覽﹕活在香港歷史建築
文物或建築的展覽不少,不過這次除了講述如何修復舊建築,也有利用立體掃描和3D打印製造舊建築和建築部件的模型。

(家騮﹕全部都係雞﹗)

(家騮表示好多野玩,係佢想住既地方﹗)

(這張香港聖公會第一代主張座,留意臂枕是龍紋。)

(這張1953年博愛醫院第四屆總理合照,裡面那個「李道亨」是否跟道亨銀行有關的﹖現在網上打李道亨似乎只會找到一位同名韓星……)

(東華義莊的租用費和僱艇運柩告示。原來1924年已經有用上「內地」、「五毛」這類詞語——當然這裡五毛真的指五毛錢。)

(庭園除了兩尊虎豹別墅的牛郎織女塑像,還有都爹利街煤氣燈的複製品。未看裡面的片段也不知道,原來煤氣燈分開兩支供氣管,圖中右邊那支是全日供氣給「火種」用。左邊有個鼓般的東西是計時器,每天定時開氣供給燈頭點燃發光。)

就像這隻原本在萬金油花園(即虎豹別墅)的剪瓷獅子,這次很多展品都放在觸手可及的範圍,與觀眾之間只有一道很矮的玻璃欄,和一張大概五厘米見方的「請勿觸摸」小貼紙。
結果可以想像,就是很多人去觸摸展品了。我甚至見到有個大叔去「chok」被扣在牆上的錦田關刀。奇怪在平時在博物館五步一警十步一崗的保安,在這裡就少得多(我見到有個在看手機),沒有人去阻止他們。
在下阻止了一個小朋友,不過年紀大的那些恐怕不受教吧。(昨晚才在餐廳見到有父母任由小朋友亂敲碗碟,讓我覺得「家教」這回事已經崩潰了—據聞現在指責別人沒家教還會被人反過來說這才是沒家教,還有朋友說沒運用公權力的道德指責已經是迫害。小時候大人會說,只有乞兒行乞時才會敲碗碟的。小朋友不懂事不奇—誰沒試過甚麼也拿來敲﹖但家長不是有責任阻止麼﹖自由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當然更恐怖的是,我曾經見過連石頭都被小孩敲出屑的,結果幾年後再展石頭時館方唯有用膠盒蓋著只露出頂部給人摸。)

香港的博物館一向把展品鎖在櫃裡,被一些文化界朋友批評說不便觀賞,讓展品和觀眾之間距離很遠。擺一堆保安又被批評是監管心態,不信任市民。可是能否擺出「不設防」姿態,其實還要看觀眾的質素,而香港觀眾在這方面還不夠。至少,你還得放一大堆保安去防止有人破壞展品。像學生一樣,不懂自律,自然就要受他律,怪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