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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 30, 2017

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

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位高權重之路》Mark O'Neill著,程翰譯,香港﹕三聯,2017
(原著﹕Ireland's Imperial Mandarin: how Sir Robert Hart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foreigner in Qing China,海事博物館為他開過場講座)

赫德這名字對香港人而言,最熟悉的應該是尖東赫德道,算是舊區橫街但附近有不少食肆。
街名背後的赫德,倒是很少有人留意。學校教中史不會提,一般講香港歷史掌故的書也很少提及他。中國史書長期受民族主義影響,對赫德也只視為「外國侵略者的爪牙」之類,不會有好說話。

可是,無論是自願或被迫委聘,像赫德這樣的外國人在滿清朝廷可有如此高職,已屬罕見。整天在意淫大唐盛世的人,難道沒想起唐朝本身就是一個不吝任用外國人的開放社會﹖反而越是虛弱的朝代越封閉、越不能信任外人。

所以見到本書以赫德為題材就很有興趣,買了放出來等學生先借,一直沒人借才自己借來看。但讀之前又見到垃圾報有篇書評,借本書抽抽水,沒甚麼特別。

閱畢本書,某幾處的翻譯應該有問題,但因為館藏不便標記,所以無法討論。至少這位譯者似乎不是香港人,否則例如庚子拳亂時的英國海軍將領Seymour,他應該知道香港早有譯名「西摩」(雖此西摩不同彼西摩道之西摩,此西摩乃彼西摩之侄)。就算維基百科也譯「西摩爾」(大陸人很喜歡加「爾」字標尾音),而非本書所譯「賽莫爾」(p.255),這樣亂譯一個名真的有點「莫春在」的味道。

本書好處,在於作者曾任駐華記者,所以介紹赫德時,頗為將當年赫德一介外人所遇之困境,與作者本身之經歷相引證。例如政府普遍不信任外人,喜歡向外人施下馬威,此等於清朝或「本朝」皆然。

有些人(尤其是抱持民族主義的史家)批評赫德雖有熱愛中華之形象,實質乃為英國利益服務。雖然目光狹隘,亦不必全盤否定,赫德有愛惜中華之心、建設中華之志,與其維護英國利益,實不相悖。認為某人只能維護一國一族之利益,是民族主義興起後的觀點,我們應該看當時人的背景。
只要看看另一位洋務領頭人李鴻章便知(他跟赫德關係似乎很一般,比較信德國人)。李鴻章有心推動中國走向現代,留學、海軍無不涉足,但他也是出名任用私人、聚斂有加。其實有很多是時代局限,官場沒有互信,往往就要靠鄉里門生。赫德所掌大清海關乃「國際機構」,列強利益尤關,也無法完全信任外國下屬,唯有靠英國人甚至是自己親戚。當然,反過來說,如果赫德不是英國人,也沒可能擔任此職。
清廷忌憚外國,但又要靠外國人指導洋務。赫德看起來的「矛盾」,其實也就是時代的矛盾。

本書現在出版,其實對我們更有意義。看看大清海關,提早實現了「國際機構」的理想模式,讓列強國民都有份參與、利益均霑,但為何華籍僱員甚眾,偏偏無人晉升高層﹖傳統說法當然認為這是種族歧視,但並非事實——至少不是事實之全部——赫德的上司不就是華人﹖而且赫德一直提醒下屬這是大清政府的機構,服務大清和各國商人,並非服務列強政府。
赫德為大清設計了一套新式公務員制度,令大清海關成為大清唯一沒貪污的機構。可是這套制度的運作需要依賴兩點,就是內有制度、外有列強勢力互相制衡。相對於華人多少有本地利益圈子羈絆,外國人在中國任職並無本地利益瓜葛,只要予以審計並定期輪調即可避免與本土利益糾纏。正如中國官場一直規定官員迴避本籍以免衝突,亦無法避免各省籍官員或門生情誼結成小圈子互相包庇,大清海關亦一直未有讓華人擔任高職。

就算我們接受這後果就是源於歧視(儘管事實證明了沒有華人高層的大清海關的確比較高效廉潔),如果比較現在,更不能不使人掩卷嘆息。
正如英人之治港,英籍官員雖代表英國利益,卻不是專以維護祖家利益為務,反而會為香港利益屢屢與倫敦作對,甚至被倫敦官員譏為「香港共和國」。這種心態恐非習慣服侍主子的中國人所能理解,更不可能見諸那些自認為「治港第二梯隊」的中共官員。
港英之總督和高層官員,固然是英國委任絕非港人治港。但亦因為遠自英倫,與本地毫無瓜葛,所以施政時不必偏倚某方利益,反可制衡本地不同集團。迨至淪共,號港人治港,實質為專制民主兩不像之小圈子選舉,反倒令特首受本地利益集團綁架(外加統監府騎劫),施政全面傾斜一方,致使地產霸權尾大不掉。就算曾去狼來,也不過是背後利益集團交替而已。於是董建華讓數碼港變地產港,「曾班子」則與地產大亨利益交換,狼則有江湖飯局、眾多利益疑案說不清,再加中資和統監府全面介入。以今香港衰亡之象,回首大清海關之故智,能不浩嘆﹖

沒有真普選真民主之香港特首,無論誰人都只會實現赫德對華籍關員之擔憂,就是身陷關係利益網之中無法自拔。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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